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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大幅减税,特朗普的理性选择

来源:http://www.halidiye.com 作者:巴塞罗那 时间:2019-09-17 13:42

大规模减税行动,并不一定是特朗普的鲁莽之举,而是他深信,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特朗普预计将在本周三宣布重大的税制改革计划。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白宫幕僚在起草的税务改革方案中,将公司税从35%削减至15%。

在“新版旅行禁令”和医改进展不利之后,特朗普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力了。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改革的理论依据来自“拉弗曲线”,也即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最终实现税收总额的增长。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中,减税是刺激经济的有力一招。

作为商人总统,特朗普终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迈出了一步。美国选民选择了特朗普,多少也是希望他能够重振美国经济的雄风。美国目前的税收结构相当复杂,且漏洞百出。特朗普经商多年,深谙税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规模减税行动,并不一定是特朗普的鲁莽之举,而是他对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信心。

况且,税率和税收总额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一条奇妙的抛物线。在经济学上,税率若超过一个临界点,那税收总额就会下降;如果税率是100%的话,那最终的税收就是零。上个世纪,供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在一次聚餐的时候,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这么一条曲线,也就是“拉弗曲线”。这一理论构成了后来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基础。里根总统就认为,不断增加的税收会让美国政府更加臃肿和低效,结果大规模地减税,最终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阿瑟·拉弗在2010年出版的《重返繁荣:美国如何收复经济霸权》一书中,再次确认了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经济复兴的意义所在。而从经验来看,减税可以增进经济活力,实现税收的公平化。减税之后,富人的税收贡献率是增加的,因为低税率激活了经济,会让更多的人进入高收入阶层;与此同时,低税率可以令人们从事更多的工作,增加了报税的额度。可以说,减税刺激经济不仅是理论的假设,也有历史经验的支撑。正基于此,特朗普才会如此大动干戈地去减税。

当然问题也来了,减税刺激经济必然造成税收短时间减少,由此而带来的财政赤字怎么办?美国的国债已经不断创新高,而财政支出多半都是刚性支出。因此,特朗普减税的步子迈得还是有点儿大,连共和党人都有点儿接受不了。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认为,如果是20个百分点的减税幅度,美国政府未来10年会减少2万亿美元收入。但税收改革的“干将”,财长努钦则认为,减税改革会让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令人惊讶的3%,由此,财政收入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

减税改革必然也会给全球资本流动带来巨大的影响,大规模减税之后,美国会成为资本的“洼地”,大量涌入的资本也会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税改也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税改是美国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只是它遇到的阻力可能会很大,最终可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新京报)

全球范围内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涨。从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到贸易增长缓慢以及移民政策收紧,全球似乎正面临一场针对全球化的反弹。

然而,数据和理论推演却揭示了不同的情况:经济全球化仍是常态。实际上,全球化的引擎已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因此,后者应继续开放市场并抓住下一轮全球化将带来的机遇。

全球贸易、投资

几十年来,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间歇出现,冲击全球进步。西方经济学家已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共存现象提出解读。

有鉴于此,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更像是西方国家在这个特定阶段出现的区域和周期性倒退。西方对全球影响巨大,但崛起中的强国似乎对全球化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另外,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数据显示,西方的影响力可能受损。从2011年到2015年,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持稳。

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商品贸易略有放缓,但鉴于美元强势以及叠加性因素(例如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下降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证明为一种“统计错觉”。

另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7年里,全球服务贸易增速超过GDP,服务贸易对GDP的贡献从2008年的12.5%升至2015年的13%,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重要因素。

在资金流动方面,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也在强劲复苏。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曾降至1.2万亿美元,但2015年快速反弹至1.76万亿美元,为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2015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增至4.9万亿美元,超过了2007年的4.6万亿美元,并为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显然,面对全球经济困境和风险、安全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人们对于全球化怀有顾虑,也有反对之声。然而,全球化趋势没有逆转。实际上,全球化“输家”通过互联网在公众舆论中夸大了情况。

西方的担忧

西方的反全球化情绪从政策上就明显可见。随着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优势缩小,它们正寻求自我保护,根本原因可能有3重。

首先,这种情绪是内部矛盾加深以及全球化负面影响叠加效应的结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在得失都是相对而言的竞争逻辑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

全球工业链的劳动力分配和生产外包,再加上科技进步,导致制造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失去了工作或薪资下降,因此他们是全球化中的“输家”。

同时,互联网放大了负面的公众舆论,因此焦虑和愤怒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欧洲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恶化了这种形势。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为那些愿意利用公众不满的政客创造了大批受众。

接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中的强国正让西方感到紧张。新兴经济体显示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更大兴趣和能力,而受到危机打击的西方正在衰落和退下世界舞台。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评论人士提出,传统的全球化已走到终点,应该建立服务于西方利益并让西方保持领先的新贸易体系,例如区域贸易机制。

反全球化的言论最终正设法在全球化过程中让本国利益最大化。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言,全球化应按照“每个国家的自由意愿”继续下去。

新一轮全球化

社会生产率提高和科技进步意味着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然而,由于各国资源和政策导向的差异,全球化产生了部分负面结果。因此,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旧的全球化体系无法满足当前需求。出于这个原因,全球治理的升级、全球化的转型、以及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展迫在眉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了全球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主要理念勾勒出新全球化的道路:建立创新驱动的动态增长模式;通过协调良好、互联互通的方式,建立开放互惠的合作模式;建立均衡、公正和包容的发展模式。

当然,这条路不会好走,至少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任务是挑战落后的全球治理概念。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要求提出新的理念,以解决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还有解决全球公共品的缺乏以及全球共同利益和各国利益之间的错位。

由于全球治理问题、猖獗的恐怖主义、能源和食品安全危机、以及传染病扩散等问题具有普遍性,非传统威胁存在溢出效应。然而,现有的多边体系和双边应对机制互不兼容又不统一,催生了各种风险和危机。基于这个原因,时代呼唤伟大创意。

其次,现有的全球安全、贸易和金融机制——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很难应对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危机。依照最新国际架构来改革原始机制和重塑全球治理规则的必要性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被更好地纳入决策过程,以最终保障各项全球机制的执行以及这一机制的权威。

‘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化的发展和促进了贸易与投资的开放经济令中国受益。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最近几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情况。从二十国集团利马峰会,到今年5月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每个场合都见到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学者试图说服西方同僚对全球化有信心。

中国提议的新一轮全球化强调,所有国家——不论其规模和实力——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并通过贸易交流和投资合作分享全球化的积极成果。

在规则和理念方面,全球治理应合理反映所有各方的需求。而通过由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所有国家终将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将继续对全球化进程持谨慎态度。不过,新全球化模式的发展需要西方的参与,才能从全球利益共同体推进至命运共同体。

鉴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公共品的缺乏,“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由崛起中的中国提供的最大公共品,它体现了中国在新时代推动经济开放的主要理念。

总而言之,为应对不断攀升的反全球化思潮,我们确实应热情支持全球化的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教授兼执行院长,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不反对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不过他认为美国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鉴于此,笔者预测他将寻求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要求更多分享贸易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特朗普的“公平贸易”,实质上是要对其贸易伙伴差别化征收“贸易税”。为此,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步边缘化多边贸易机制,转向寻求通过双边谈判签署一对一双边贸易协定,重新议定与各国的贸易条件。具体实施过程中,预计特朗普增幅将会把贸易伙伴分门别类、分化瓦解、逐一击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从目前的迹象来看,预计特朗普政府可能以说服中方降低对美进口关税、主动限制对美出口为主要策略。今后熟悉美国人的谈判思路、了解中美贸易实际状况、洞悉双方利益所在、把握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这是当前中国能为此一战所做的准备。不过同时,美国推动国际贸易从自由转向公平,对于中国虽有挑战和压力,但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1月23日,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3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即将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重新谈判程序。3月18日,刚刚落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打破10年来的惯例,首次将有关“反对保护主义并采取行动以对抗气候变迁”内容剔出联合申明。至此,大约少有媒体还在怀疑特朗普会不会坚持他竞选时改变国际贸易政策的承诺。一些主流媒体特别是反特朗普媒体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早前的判断,“特朗普是个疯子”。事情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笔者认为特朗普的国际贸易政策代表了美国人的经济理性。

特朗普为什么不要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在当下的世界是个具有神圣意味的词语。自由贸易,意味着贸易是双方的自愿行为而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实现的交易,意味着商品与要素可以跨国界无障碍地流动,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等同于更广大的市场、更高的经济效率,能带给贸易双方互惠互利,带给世界整体福利增进。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WTO成立以来,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各国不断推动市场全球化,降低各种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得以长期持续增长,许多国家因此实现了经济空前繁荣。不能不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个奇迹。由此,自由贸易成为一个迷思,成为帕累托改进的代名词,遵循自由贸易原则的全球化也因此被视为人类的未来。在此氛围之下,反对自由贸易甚至隐隐被与反人类相提并论。即使强势如特朗普也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公开宣称“我不反对自由贸易,我是自由贸易最大的支持者。”

然而,帕累托改进从来只是人类的理想,自由贸易并不真的总能带来互利共赢,总存在零和博弈的残酷一面。的确,自由贸易扩展了市场的边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此同时,自由贸易也扩大了市场竞争范围,增强了市场竞争强度。但凡竞争总有成功者和失败者,自由贸易带来的剩余更多为胜利者所享有,失败者甚至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受到绝对损失。也就是说,自由贸易对于某些国家某些群体意味着机遇,对于另外一些国家另外一些群体却意味着灾难。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分工,可能使得一些国家难以摆脱农业国、资源国命运,经济上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原本在不开放国内市场中可以生存的部门,市场开放后可能会变成劣势部门而在竞争中失败,形成大量固化失业人口。

对于自由贸易的残酷一面,崇尚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只是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认为自由贸易会增进参与贸易各方的社会总福利。他们说,自由贸易“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一些好工作流失。但是,自由贸易的胜利者收获,远远超出失败者损失。……一些生产者在自由贸易中失败,正说明了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资本主义破坏’机制在起作用。”拉丁美洲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在他们看来只是长期殖民造成产业结构畸形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恶果,并非自由贸易本身的过错。至于发达国家,作为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一直是市场竞争赢家,以致经济学们忘记了对任何国家自由贸易都是双刃剑。当然,经济学家中也有清醒者。萨缪尔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关于美国工作流失的讨论“是当前的人们话题。而且在未来可见的几十年,这一话题仍将继续。”他认为,“固然自由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有时会惠及贸易双方,但也有可能一国因自由贸易而实现的技术进步只惠及其自身,而对其贸易伙伴造成持久贸易收益减少的伤害。”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都不能排除优势部门分享到的红利不足以弥补劣势部门遭受的损失的可能性。虽然萨缪尔森贵为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自由贸易的迷思是如此深入人心,他的预言在过去十几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历史证明了萨缪尔森的伟大。他的预言在美国真实地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2%下降至9%,货物贸易逆差则由4800亿美元上升至7500亿美元。上世纪最后十年,美国货物占墨西哥进口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截至2015年已经一路下降至50%以下。从新兴经济体来看,这种变化是合理的,证明全球化有利世界经济发展。对于全球主义者而言,这种变化令人欢欣鼓舞,意味着人类福利的整体增进。但对美国而言,这些冰冷数据的背后是其传统制造业的日益衰落。“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布满我们国家的土地……”特朗普描述的图景虽有迎合支持者而夸大事实之嫌,却也是对美国传统制造业现状痛苦的描述。事实上,美国传统制造业就业本世纪已经减少了500万个,而工人实际工资十几年没有明显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失利的传统制造部门从最初的失落转而愤怒,进而反对导致他们工作机会流失的全球化,要求重新改写国际贸易规则。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这股力量和这一吁求,并凭借这一力量入主白宫。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必然会代表支持者寻求改写不利于他们的国际贸易规则,想方设法保护国内的制造业。

特朗普想要什么?

特朗普真的是想逆转全球化、放弃国际贸易、闭关锁国吗?显然不是,这些只是媒体对于特朗普贸易政策无意或者有意的误读,特朗普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些选择。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在更大市场才能得到更大收益,退出全球市场对于美国经济无异于自杀,这样的政策主张不可能在美国内部得到广泛支持。而且,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如今已经高度链接一起,美国经济已被整合成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退出全球市场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特朗普也多次表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最大支持者”。这并非虚词,而是他的真实意思。特朗普想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只不过他是基于美国利益推进全球化、推进国际贸易,他想要的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的自由贸易。特朗普反对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及在此规则下的全球化,因为他认为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下美国吃亏了,因此他试图改变贸易规则让美国占上便宜。他希望在新的贸易规则下,美国能继续保持绝对的经济竞争优势,能重新成为传统制造大国赢回更多的就业机会,能迅速缩小货物贸易赤字。

特朗普提出要“公平贸易”,但何为“公平贸易”,他并未作出明确回答。从特朗普对世贸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批评来看,他认为既有贸易协定“不公平”在于存在太多对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非对称保护,让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除了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压力之外,美国当初接受发展中国家条款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出于提高国际援助效率的考虑。基于“贸易比单纯援助更有潜力成为人类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力”的理念,发达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幼齿行业实行保护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达到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那时也不认为给予发展中国家单向优惠会给自身带来大的负面影响。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首先,特朗普宣称“美国优先”,意味着他不重视国际援助,不愿承担国际发展义务。事实上,美国新政府提交的首个预算案中,国际援助预算被大幅削减。其次,近年来美国制造业日益衰落,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货物贸易逆差连年上升,而特朗普坚信这是给予发展中国家获得非对称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恶果。基于以上论述可以预见,特朗普实现其“公平贸易”主张,很可能首先会朝美国所签订的多双边贸易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开刀。

可以相信,特朗普不会止步于此。因为如果将贸易平衡作为“公平贸易”的标准,即使取消发展中国家条款,完全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够的。经过数十年在贸易保护下的发展,墨西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大幅提升了传统制造领域的生产效率,形成了有效的内生技术创新机制,加之劳动力及其他成本优势,如今即使完全取消了贸易保护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不仅出现大规模制造企业外逃现象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对美的贸易顺差也不会有明显减少。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也正是基于此他们强烈质疑特朗普国际贸易政策的效果。特朗普肯定也心知肚明,要实现心目中的“公平”,除废除对发展中贸易伙伴单向贸易优惠安排之外还得采取其他措施。

鉴于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没有从当下的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笔者预测他将寻求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要求更多分享贸易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一国之内,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损市场赢家补市场输家,是司空见惯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优势部门补贴劣势部门,通过赎买使劣势部门同意对外开放,也是各国常见的做法。但对于国际贸易,这显然是个颠覆性的要求,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按照自由贸易的理论,参与贸易的A国和B国双方自愿达成交易,A国显然没有理由要求B国补偿,因为A国和B国都从贸易中各自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况是,A国认为B国获得的超过了应该得到的。B国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不和A国贸易,情况将会如何?如果比较起来,和A国贸易确实会带来利益增加,那么B国确实有可能从获得的利益中支付一部分给A国。对A国而言,争取到贸易给B国带来的利益分享,这可能是“公平待遇”;但对B国而言,这将是昂贵的“贸易税”。特朗普的“公平贸易”,实质上是要对其贸易伙伴差别化征收“贸易税”。

特朗普能怎么做?

考虑到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得不承认,向贸易伙伴征收“贸易税”对美国而言既是有诱惑力的,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为此,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步边缘化多边贸易机制,转向寻求通过双边谈判签署一对一双边贸易协定,重新议定与各国的贸易条件。从多变转向双边,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抛弃多边贸易机制可以自然而然地消除多边机制下各种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安排。另一方面,聚焦双边谈判可以充分发挥美国自身的谈判优势。在多边贸易机制下,缺少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办法,而集体谈判使得美国既无法主导谈判进程,又因为与不同国家相比的优势产业不同,利益关注点多面广,难以提出普适性的贸易条件。一揽子要求所有贸易伙伴补偿自己,除了得罪政治军事上的盟国,引得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基本无实现可能。如果转而进行双边谈判,鉴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少有国家可以不屈服于其要求,能帮助美国在最短时间内攫取最多利益。

具体实施过程中,预计特朗普增幅将会把贸易伙伴分门别类、分化瓦解、逐一击破。择其政治上、经济上的坚定支持者,如英国,先行达成全面合作、共同进退的共识。择经济上影响度较小、政治上影响度较大的国家,如俄罗斯,以政治经济利益诱其合作。择经济上关联复杂、政治上需要美国支持的国家,如日本、欧盟国家,或在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同时要求获得经济补偿,或在令其满足美国政治需要的同时给予对方经济补偿。对于严重依赖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贸易机会的国家而言,向华盛顿示好将可能成为潮流。3月1日,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了首份贸易政策年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捍卫贸易政策主权”,贸易争端解决将优先适用国内法,且不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即便成员国间针对分歧作出的裁决与美国的主张相背离,“也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和商业惯例”。显然,特朗普正在加快美国国际贸易政策调整步伐。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也是美国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施压中国缩减顺差是特朗普的一贯主张。特朗普政府势必将就贸易不平衡与中国谈判,不确定的只是以何种方式何时启动谈判。目前迹象来看,预计特朗普政府不会一开始就宣布中方操纵汇率,立即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更可能以说服中方降低对美进口关税、主动限制对美出口为主要策略。因为后一策略能推动全球经济形成新的扩张性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中方损失,避免立即爆发中美贸易战。相反,如果美国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导致中方出口立即严重受损,全球经济出现整体收缩,中美贸易大战将很难避免。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刚刚结束,从双方公布的会晤成果来看,中美已经通过启动全面经济对话机制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对贸易问题很可能已开始谈判,具体进展也许未必与笔者猜测完全一致。但从双方首脑都表示满意的情况来看,贸易大战的危险正在减少,而由中方主动管控贸易顺差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过,不论路径如何,特朗普的目标都是清晰的,要求分享中国从对美贸易中的获益,要求中国给予贸易补偿,实现中美贸易的基本平衡。熟悉美国人的谈判思路、了解中美贸易实际状况、洞悉双方利益所在、把握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这是当前中国能为此一战所做的准备。准备越充分,才越有可能将付出的代价和损失减至最少。

最后希望提及但绝非不重要的是,美国推动国际贸易从自由转向公平,对于中国虽有挑战和压力,但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在贸易谈判桌上,中国或许对美国处于劣势地位,但对于全球其他大多数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优势。中国也可以向美国学习,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一对一的双边谈判,从双边贸易红利中争取分享更大的份额。从美国离开自由贸易这个概念起,中国也应高度重视自由贸易零和博弈的一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提出像美国一样的要求。自由贸易开始需要支付成本,而且将一天比一天昂贵。任何希望推进自由贸易的国家,都要做好准备负担推动与维护自由贸易的成本。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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