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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面临三大结构性变局,中国推动全球化

来源:http://www.halidiye.com 作者:巴塞罗那 时间:2019-09-17 13:42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在浦山基金会首届年会暨第五届“浦山奖”颁奖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浦山基金会授权FT中文网刊发。

我想在今天的发言中,讲一讲世界经济现状的低迷、结构的变化和正在面临的拐点,并预测一下世界经济未来的10年。

首先看现状的低迷。

2008金融危机后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到2010年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此后一直下滑。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用PPP衡量是3.1%,是个很低的水平。2017年可能会略有上升,但整体还是下行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很低,PPI下跌很厉害。有四十多个国家PPI低于0,四十多个国家PPI低于1%,四十多个国家低于2%。这就是说有超过130个国家PPI低于一般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全球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与此同时,受到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真实利率持续下降。低油价、低进口,但这不是危机,这是均衡的状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2007年时我们对全球经济做了预测,认为经济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整体仍会往前走。但目前的情况低于当时的预测轨迹相当大的幅度。

我们对未来GDP的潜在增长速度的预测,基于资本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的潜在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三个方面看,危机后,资本投资下跌很厉害,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速度下跌很厉害,劳动生产率虽然被赋予很高的权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来5年,全球潜在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在低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危机,动态上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变局。

过去10年间,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一些趋势。首先是全球人口结构重大变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球人口仍在不断增长,今年是74亿人口,到2100年时将达到110亿。但是人口结构在发生很大的调整,只有南部非洲的劳动力还在持续增长,世界其它地区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在2008年达到巅峰后逐渐下降,2025年到2030年将下降到0。南部非洲地区的劳动力持续上升,要到2050年至2060年才达到顶峰,之后逐渐下降,而那时全球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为负。这个结构变化,意味着全球GDP增长将从人均高的地方移到低的地方,意味着整个需求结构的变化、整个劳动生产力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二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以美国为例,因为美国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中,处于中间的位置,并不像日本那么严重,也不像印度或者南亚国家一样不存在问题。以美国的老年人口负担率,即65岁以上人口占15到65岁劳动人口的比重来看,2015年这个比例是22%左右,2025年可以达到32%左右。10年间增加10个百分点,这是巨大的人口变化,将改变社会的结构、改变劳动力的供应结构。到2050年时,美国劳动力人口还是净增长的,但是劳动人口结构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全球的老龄化,特别是就业年纪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这两者叠加,将在根本上改变未来50年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继续“轻化”。2008金融危机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8年过去了,美国服务业的比重从78.4%,降到78%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欧洲服务业的比重也在继续上升,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继续“轻化”。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轻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少的投资者愿意持有重资产。

世界变轻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收入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这是非常难解释的事情,但很有意思。这个弹性是说,你每增加1块钱的收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弹性不变,就应该处在一条45度的斜线上。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45度线的下方。过去10年间,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全球化进程那么迅猛的时候需求那么多的物理进口产品了,而是转而消费更多国内的服务业产品。在美国,千禧一代不愿意买车、不愿意买房,对物质需求下降,对服务业,像旅游、饭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国,当人均GDP增长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服务业不再走向物质产品。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种变化比偏好的变化更重要。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时在消费偏好上趋向服务业,这对未来的制造业、未来的资产偏好、未来的贸易结构、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个大趋势是,投资长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点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每年大概下跌2.5到3个百分点。投资下跌,使得增长只能由消费推动。当整个经济轻化,投资当然会减少。这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下,加上我们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期间,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这还是个谜——大家都说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技术创新,这是统计错误。统计或许确实有错误,但是统计错误不足以证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科技如此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为何还从1.3%、1.5%,降到0.3%、0.4%左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在哪里?如果劳动生产率停止增长,人口又持续老龄化,我们用什么财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中人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所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挑战。在未来的10年,寻找劳动生产率新的增长点,将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谈谈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拐点,会不断影响未来经济金融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的政策总体来说,包括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打造强势美元;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创造总需求空间;通过供给侧改革,减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贸易战争,来提供出口空间。这些政策还没有具体实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整个市场预期,市场开始动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出现明显背离,美国的利率开始上升,日本维持在0,欧洲仍然是负数,由此产生的汇率波动在不断加大。

因为特朗普的紧货币政策,全球利率发生了变化。1935年以后,美国利率几乎为零,之后不断上行,到1985年达到顶端。很多人问我,今年美联储会上调利率几次?我说这不重要。问题不是美联储上调利率几次,而是利率从此前的下降通道进入了上升通道,这改变了整个利率预期,改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从现在起利率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这个概念特别重要。随着利率水平的调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开始上升,可以看到利率大周期正在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美国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预示着财政政策将开始变化,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拐点,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逐渐退出舞台,主导经济的政策将会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受到政治影响,与货币政策相比,不确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恶化。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做了统计,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程度和二战前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发达国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达到接近40%,二战前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义兴起意味着政治风险拐点。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有更广泛的基础,美国英国不说,在一大片欧洲国家甚至其它国家也在抬头,这是全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拐点。

我在IMF时,曾对全球政治形势做过一张图,分析各国内部的和谐性,越绿代表越和谐,越红代表越不和谐。2000年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绿色的,表明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定和和谐。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所有国家都面临内部社会的不安,因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整个改变了传统上地缘政治的概念。以前地缘政治,我们讲的是中东、阿富汗,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个政治格局,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政治风险的拐点。有人说英国脱欧了、美国选举了,这不都结束了吗?我想说的却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可能才刚刚开始,这是全球政治变化的拐点。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流动性的拐点、财政政策的拐点,以及政治拐点。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是目前主要的风险;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一定会增大。所以,经过了繁荣,经过了10年的危机低迷,我们又将面临10年全球经济金融再调整。在座各位经济学者一定有无数的研究可以做,谢谢大家!

(作者为本文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

近些年来,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全球。特朗普当选后提出的“禁穆令”、“美国优先”以及英国脱欧等现象就是“逆全球化”的集中表现。

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欧等国诉诸贸易保护措施的频率较以往有所上涨,但我认为,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并非“二选一”的选项,美国也不可能彻底恢复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如今资源要素、人员等流动空前繁荣的形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无条件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反而,逆全球化也会对全球化产生某些方面积极的作用。

比如,美国参与全球化就是美国的资本、产业流向世界的各个地方。特朗普上任后,希望兑现竞选诺言,重新振兴美国工业,吸引美国的海外资本回流本土。这是不是也是全球化呢?我认为这也是全球化。

下一轮美国、中国等大国对国际资本的竞争会加剧,这种竞争也会促进全球化。我们不能说它流出来是全球化,流回去就不是全球化。欧盟也是一样。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个打击,英国脱欧后,与欧洲之间的竞争会空前加剧,而这种竞争也会产生全球化。

美国、中国、欧盟等行为体,现在对于全球化均处于一个调整期,而这种调整期是深度的、必须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75%以上,而现在却不到50%。全球化本身没有什么错,只是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特朗普并不是不想搞全球化,他只知道如今这样的全球化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对美国没有利益可言。

在调整期内,美国政府能对全球化施加影响的空间有限,只能通过贸易保护措施。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吸引资本回流本土只能用政策,像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但特朗普主导不了美国的资本。全球化基本就是跨国企业资本主导的现象,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导资本的流动,特朗普也是一样。我个人认为他是个商人,不会做非常不理性的事情。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在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显着的受益者之一。那么,在逆全球化席卷全球的当下,中国该怎么走?

去年中国主办G20峰会,包括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都表明中国正努力扛起全球化这面大旗,成为全球化的捍卫者与贡献者,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接下来,中国还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美国、欧洲推动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饱受诟病,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并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需把两者区分开。

中国应先加入,并明确提出如何与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对中国而言,加入当前这个经济秩序的成本是最低的,另起炉灶再做一个并不划得来。

当然,加入之后,不合理的成分我们也可以加以改革。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我们完全有能力在这个体制里进行改革,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这些不是为了取代世界银行或者亚行,而只是一个补充。

这几年,我们受西方的影响太大,很多人想着去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奥巴马时期,美国参与制定的TPP等也强调写规则,结果惨遭折戟。美国以前制定的规则有用,是因为美国经济繁荣、国内市场大,而美国如果国内市场小了、经济实力没那么强了,制定再多的规则也没用。为什么越南、马来西亚这些经济条件比中国差得多的国家会加入TPP,他们看中的是美国市场本身。

而中国现在还远远没到写规则的时候。很多人赞成中国应取代美国加入TPP,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下一步要推动的全球化不是规则导向的,是发展导向的。我们现在做的“一带一路”、AIIB这样开放性、包容性的倡议,让其他国家参与进来,在发展的过程中商量规则,这才是行之有效的。

(作者为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新京报)

默克尔发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强音。

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晚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领导人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球加强贸易合作,捍卫自由贸易。

媒体报道,默克尔和5位国际组织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全球贸易增速令人失望,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日益蔓延,促使我们更加支持国际贸易体系。国际组织及全球主要国家在贸易政策领域的合作和协调意义重大。

在欧洲,大选年的不确定性,以及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使欧洲上空弥漫着逆全球化的阴霾。立志再次连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已经成为欧洲支持全球化的一面旗帜。就此而言,默克尔和五位国际组织领导人发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联合声明,旨在传导全球经贸秩序中凝聚全球化的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组织10日在华盛顿发布《推动贸易成为惠及人人的增长引擎》的报告,强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仍面临大量政策壁垒,呼吁各经济体采取措施降低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继续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

默克尔和上述机构发布联合声明,既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焦虑,又对全球市场遇到的贸易保护主义充满不安。

美国特朗普主义表现出来的“美国优先”,是西方世界焦虑的主因。特朗普从竞选到侯任再到入主白宫,带来全球市场的几乎没有好消息,虽然美联储进入常态加息通道,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首先,特朗普总统反对一切不利于美国的全球化,即使有助于提振美国区域经贸领导地位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次,他对美国参加的多边贸易机制也表示不满,强调要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进行重新谈判。其三,他甚至发出了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声音。其四,他对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表现出了足够的偏执,不仅美国的跨国企业要回国,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也要在美国经营,否则就会课以惩罚性关税。

关键是,特朗普也抛弃了他的前任符合全球化和美国负责任大国的举措,譬如放弃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巴黎协定能否最终执行也成了未知数。一向和中东石油国维持较好关系,通过强力介入中东以确保美国能源利益的政策也被特朗普所逆转。美国采用本国优势的页岩油技术,和欧佩克及全球产油国“抢食”原油市场,使全球油价陷入低迷。美国不仅牢牢掌握了“石油美元”和“美元石油”,也把控住全球油市的未来。

不喜欢全球化和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对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有指责没有合作。在他的汇率操纵国名单上,既有中国这个“冠军”,也包括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传统盟国。基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攸关,中美之间在两国元首会,即将开启中美贸易的“百日谈判”——这也凸显特朗普在中美贸易上希望中国给出所谓“公平环境”的急切心态。

美德关系就没有这么和谐了。一方面,在奥巴马卸任前将西方世界的“火炬”交给了默克尔,希望德国承担起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逢奥巴马必反的特朗普自然不喜欢德国。此外,美德两国在贸易上的争端以及在北约安保费用分摊上的矛盾,促使特默二人并不默契。于是在默克尔访美期间发生了让默克尔不爽的“握手失礼”风波。默克尔联合五大全球组织发表反贸易保护的声明,凸显了对美国特朗普主义的深度焦虑。

英国脱欧和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脱欧主义也是默克尔不安的原因。因而,对于西方世界的逆全球化,以及德国独力难支确保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倒逼默克尔和全球五大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全球化是方向,也要靠全球各国一起努力。因而,靠德国和五大组织发表一纸声音是难以组织贸易保护主义逆流的。值得一提的是,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德国和全球机构并不孤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新引领者。因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默克尔也好、全球机构也罢,都不能单打独斗,而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是美国,也可以通过贸易谈判,让“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重回全球化的正途。中美“百日谈判”,或会给全球带来经验。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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