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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和影响之四,全球价值链重

来源:http://www.halidiye.com 作者:巴塞罗那 时间:2019-09-17 13:42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美科技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代表签署了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拉开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研合作的序幕。

1983年6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决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国别分组上把中国从P组升到V组,即将中国同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家列入同一大组。同年11月23日,美国政府把向中国转让技术的绿区扩大到32类产品。据美国商务部统计,随着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设备从1982年的6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7亿美元,7年内高技术设备出口总额达80亿美元。美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口的民用计算机的理论运算速度不超过每秒70亿次,军用计算机的理论运算速度不高于每秒20亿次。1999年7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将民用和军用计算机的出口限制分别放宽到每秒运算速度为123亿次和65亿次。美国计算机公司要求放宽到每秒运算速度为300亿次。

中美两国科学家们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周而捷等2015年9月21日发表题为《中美科技合作是双赢也是“全球赢”》的文章援引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哈里斯的话说:“中国科学家在高能物理领域进步飞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非常成功。”文章介绍;“如今,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已持续36年,成果丰硕。双方都将其视为中美科技合作的一个典范。”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是中美科技领域合作的一个全新范例。这一项目中,美方分摊探测器建设的一半费用。这是中美两国首次在基础科学领域按照“共同出资、共同受益”模式进行的大规模合作。2012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首次精确测量了其振荡幅度,开启了未来中微子研究发展的大门。这一重大科学成果使中美双方研究带头人共同获得美国物理学会的顶级奖项——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专家瓦舒姆说:“中美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不仅仅是双赢,更可以说是‘全球赢’,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将因此受益。”

1999年5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调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考克斯委员会公布了题为《美国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商业方面的关注》的长达872页的报告,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污蔑中国盗窃美国的核技术,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十多年来,美方多次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美方限制高技术出口,没有阻挡住中国创新步伐和技术进步,美国高技术产品在中国高技术产品市场所占份额却大幅度下降,这也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商务部数据显示,在2001年至2011年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560亿美元增至4630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23.5%;同期内中国从美国进口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却从16.7%降至6.3%。

美国限制倒逼中国人奋发图强、自主创新。从1984年起,中国航空工业与美国麦道公司签订协议,实施150座级大型民用飞机MD-80合作生产和MD-90国产化中美干线飞机合作项目。1996年,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兼并。几个月后,波音公司宣布撤销MD-90生产线,上海的麦道生产线被迫关闭,合作项目于2000年终止。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大型飞机重大专项确定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开始研制国产C919大型客机。C919大型客机举全国之力,国内有22个省市、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了C919大型客机研制,包括宝钢在内的16家材料制造商和54家标准件制造商成为大型客机项目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聚全球之智”。2015年11月2日,中国人自已设计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承载着中国人“大飞机梦”的C919大型客机展现在国人面前。

超级计算机是科学家用来解决人类重要问题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逐步迈入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之列,但因核心处理器等关键部件与技术受制于人。2015年4月上旬,美国政府宣布,把与超级计算机相关的4家中国机构列入限制出口名单,目的是通过限售,锁住中国研制超级计算机快速发展的脚步。正是这种封锁带来的激励,让中国下大力气研发国产化的“神威”系列超级计算机。2016年6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超算大会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榜单,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以超第二名近三倍的运算速度夺得第一。更令人振奋的是,该套系统实现了包括处理器在内的所有核心部件全国产化。“神威·太湖之光”系统的峰值性能达到12.54亿亿次/每秒,这是全球首个突破每秒运算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简单来说,这套系统1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

“天河二号”主任设计师卢宇彤在评论美国限售问题时表示:“这次限售再次证明,超级计算机是各国政府战略布局的重点。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发展国产超级计算机系统”。

美国封锁或限售都阻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美扩大科技合作领域广阔、潜力巨大,扩大双边互补科技合作,造福两国人民、惠及全球。

30多年来,中美能源科技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在开发清洁能源、调整能源供需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2008年,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等合作文件。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达成由中国公司供应美国风电设备合同和由美国公司在内蒙古建造世界上最大光伏电站的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签署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备忘录》、《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国务院中美页岩气资源工作组工作计划》等重要文件,启动了“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进程。2015年5月10日在华盛顿闭幕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在能源、科技、环境、交通、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与合作,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

中美清洁能源资源储量丰富,两国开发核能技术先进,双方协力开发页岩气、核能潜力和影响巨大。

气候变化异常特别是严重干旱或洪涝灾害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中美加强合作并推动各国与国际社会协力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使人类与环境友好相处,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绿色发展。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2014年6月4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密切合作以便把宇航员送上火星。

《新科学家》杂志文章认为,自从2003年第一个宇航员上天以来,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其航天能力。最近中国向月球发射了机器人着陆装置,并且一直在地球上进行试验以寻找宇航员自行种植食物供长期飞行之需的方法。中国最终的计划是建立自己的国际空间站。文章介绍,美国航天局将会发现自己难以承担把人员送往火星的费用。这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2014年6月4日发表的对于美国载人航天飞行计划价值的全面评估的结论。建议的解决方案包括,实施前往小行星的旅行以测试火星飞行技术,以及加强与国际合作伙伴——最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协作。

美国《福布斯》双月刊网站2016年11月1日发表马休·贝一篇题为《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在太空相互需要》的文章认为,在当今环境下,太空正成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的公共空间,独自探索太空已不可能。为应对一些共同的挑战及寻找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都需要中美这两个太空领域最重要角色的参与。

国际区域气候行动组织主席施瓦辛格的顾问特里·塔来宁认为,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促进创新、发展和降低成本的关键,全世界都将受益。

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从他竞选时提出的“让美国重返安全时代”“让美国人有工可做”和“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的三大治国政策框架,到他提出的“退出TPP、TTIP”“中国是汇率操控国”和“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竞选策略,可以看出其“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的收缩策略,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全球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有何影响?我们如何应对?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特朗普提出的“基建+减税+加息战略”的国内核心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影响有利有弊。特朗普国内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基建+减税+加息”,从短期看利好股市和经济发展,但是这个政策组合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基建和减税面临债务上限约束,而加息将增加财政扩张的融资成本,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难以并行。

首先,财政刺激政策会同时拉高通胀水平和财政赤字率,债务水平的上升将推高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特朗普上台以及相应的刺激计划引发投资者对通胀的重估,通胀预期上升导致全球债市齐步下行。

其次,再通胀和财政刺激使得美国股市基本面得以改善,利好周期性行业。减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消费行业。在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预期下,股市的风险偏好修复,市场投资者情绪上升。

再次,如果美国财政刺激加码,经济持续复苏,那么大宗商品需求将迎来边际增长。

“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是:更高的贸易关税、抑制非法移民、增加联邦刺激、给企业和个人减税。而这只能短期促进美国GDP增长,长期来说,对经济发展并不利。具体来说,短期内特朗普政策能够提振需求,对其他经济体有正面的溢出效应。然而更长时间来看,随着财政刺激缓和,以及高贸易关税、降低移民、更收紧的货币政策的推进,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同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其他经济体有负面的溢出效应。对于部分固定汇率或是美元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之所以说特朗普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是因为他的政策会导致美国利率走高,推动美元走强。财政刺激虽然短期可以刺激经济,但可能让经济有过热风险,使得美联储政策进一步收紧,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贸易保护“收缩策略”面临各种考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收缩策略”,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产生的,未来如何,仍面临考验。

第一,美国如何从“世界工厂”的中国手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对于美国将是一个难题。第二,增加关税、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是可能的举措,但问题是中国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梯度,美国希望获得产品竞争力,必须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并重建很多已经消失和落后的基础产业。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短期之内难以看到实际收益,政府难以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实现这些投资。第三,如果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来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又不完全符合其“小政府”的经济主张。美国长期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如果既减税,又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债务问题则又会浮出水面。可见,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收缩策略”仍然是一套自相矛盾的政策体系。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或逆转全球化趋势。当前,全球经济比20世纪初期联系更加紧密,未来将步入全球化的平稳阶段。然而,特朗普的政策主旨却是逆全球化的,他反对美国现在的贸易协定,试图对美国海外投资企业加税,并修建边境墙来防止移民。在“百日新政”中,特朗普承诺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退出TPP。这些政策会导致美国更加关注国内,而不是国外市场。此外,其他国家也会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做出回应,特朗普此举很有可能引起贸易战。因为美国不再维护自由贸易秩序了,其他国家也许会摒弃全球经济规则,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开放的全球经济最大的获益者,必定会自我防卫,重做选择。

“美国优先”政策影响亚洲同盟关系。特朗普的亚洲政策可能会采取收缩战略或者单边主义,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起的“自由国际秩序”背道而驰。特朗普竞选时期多从经济角度看亚洲问题,认为亚洲国家破坏规则应受到惩罚。特朗普不仅反对TPP,还攻击自由贸易协定,誓要解除美国一系列国际经济协定。对华方面,特朗普在“百日新政”中“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一政策很可能会导致贸易战,甚至导致经济大幅倒退,致使美国丢掉几百万工作岗位,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尽管随后特朗普团队声明会降低关税数值,却没有彻底取消此举。针对亚洲安全问题,特朗普似乎没有完整的观点和方案,只是不断强调经济打击。

贸易保护“收缩策略”对中国有利有弊。一方面,特朗普反对TPP,认为目前的全球化策略并没有能够解决美国企业的困境。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如果特朗普政府界定“中国是汇率操控国”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中国对外贸易将带来较大影响。而退出TPP和东亚战略收缩将可能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腾出空间,这有利于中国在该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贸易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美联储加息、中国货币回归中性,全球正告别过去八年货币扩张的旧时代,迎来财政扩张的新时期。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文章转自学习时报)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宣称,一些美国的贸易伙伴用从美国身上赚的钱购买美国的公司和技术,降低了美国竞争力,美国要重新夺回全球价值链的领导地位,扭转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下滑的趋势。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高举“逆全球化主义”背景下,美国真的能够重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吗?

纳瓦罗很可能没有“对症下药”,开错了“药方”。不得不强调的是,就本质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恰恰是全球化深度整合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现象,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本世纪以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红利。

而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全球市场需求极度低迷,模块化产业布局基本完成,跨国公司回归本土趋势导致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重组,全球经济“碎片化”与传统全球价值链产生割裂,全球生产缺口持续扩大,对经济全球化拉动效应减弱,这是导致全球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若要重新掌控全球价值链,需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不是依靠“回归本土”、“美国优先”的策略来隔离全球价值链。唯有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建,以及生产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有助于全球新的贸易创造。

毋庸置疑,依靠全球价值链重构来推动新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近几年,WTO、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APEC等纷纷致力于建立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政策的研究制定,旨在改善全球价值链效率,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私人部门的公私合作,以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进而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未来全球价值链革命必将引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深入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的贸易份额超过最终产品的贸易份额,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创造效应,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演变,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体系。继续沿用传统贸易统计进行贸易问题分析及决策,将不可避免导致对现实的误读和歪曲。

另一方面,在全球生产网络与增加值贸易发展的背景下,一国产业升级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在一个国家边界内研究产业升级,而要放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去研判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当前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数字化”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形态,改变了原有贸易利益的内涵,亟需新的贸易统计方法和框架,要以增加值贸易统计来支撑相关的分析与决策。

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包括亚太区域在内的全球经贸格局正在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在特朗普重新将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强调本土主义的背景下,摩擦、冲突、碰撞将会前所未有,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

(作者为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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